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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了。这场战争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总共造成约5000万人的死亡;据估计 ,全部交战国直接战费总额计11540亿美元 。法西斯帝国主义对世界和本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造成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怎样走向毁灭的呢?
纳粹投降后,一并抓了20万名大小战犯。其中美国列出的甲级战犯就有350名 。由于人数太多,无法一一审判 ,又在甲级战犯中“精选”出了22名“主犯 ”。审判地点在德国的纽伦堡和日本的东京。
纽伦堡的军事法庭判处10名战犯极刑。1946年10月15日或16日晚执行 。这些要犯都是希特勒纳粹匪帮的重要人物,其中有希特勒第二把手、空军司令戈林,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浦,理论家罗森堡 ,劳工部长罗拔特·李,内务部长刽子手希姆莱的助手弗里克,波兰总督弗兰克等。
这些曾在欧洲不可一世 、杀人如麻的纳粹要犯 ,很少有低头认罪的,为了活命居然向柏林盟军管制委员会上诉,要求免于极刑 ,也有人私下四处奔走为他们游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艾德礼都收到了一些求情和私人信件。但结果仍维持原判 。
戈林被捕时,仍不可一世。他身边除妻子女儿外,还有四名副官 ,两名司机和六名炊事员。当他见到美军第七军军长派赤时,还手持一根镶了24只金鹰的短杖,厚着脸皮说:“战争就像踢一场足球 。谁赢了就该握输家的手 ,一切都忘记了。”
派赤严厉地要他交出短杖,他居然说:“这是我的权威的象征。”
当他知道被判处极刑时,他吞服了随身携带的两粒毒药 。当看守发现时,戈林已经停止痉挛 ,一命呜呼。
里宾特洛甫是希特勒的外交顾问,他曾去莫斯科签订了苏德协定。在审讯时,他最喜欢说的是“我患了健忘症 ” ,对于杀害犹太人的`罪行他始终假装一无所知 。
然而在纽伦堡,凭的是证据而不是言词。要犯除了希特勒投降前自杀的,包尔曼在逃外 ,其余共21名。通过审讯和反复调查对质,又揭露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
戈林的自杀使得监狱当时乱做一团,但并未打乱原先制定的周密计划 。16日凌晨1点左右 ,罪犯们被带到一个灯火辉煌的体育馆,馆内竖立着3个漆成黑色的绞架,死囚们的手臂都被反绑着 ,由宪兵左右架着带进来。
绞刑架平台下有13级阶梯,犯人站在一块活板上,套上绞索之后、活板便被抽开,犯人两脚悬空后咽气。
临刑前有几秒钟时间让战犯忏悔或是留下最后遗言 。早晨4点 ,戈林和另九位战犯的尸体被塞进棺材,装上卡车,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保密起见 ,美军接管了火葬场,留下的两名德国工人也起誓永远严守秘密。官方文件含糊其词地说死囚的骨灰被撒在德国某地的一条河里,以防日后纳粹余孽将河做为圣地去朝拜 。
今天已经知道这条河是莎阿河 ,但并无人前去祭吊。在亚洲,1946年5月3日,由中 、苏、美、英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后,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犯,正式开庭审判。
东条英机是日本的重要战犯 。正是他 ,在“九·一八”事变后指挥日本关东军大举侵略中国;正是他,在1941年12月疯狂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1年10月起,他充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1944年7月。在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才被迫下台。但他发动战争的罪恶是无法逃脱的 。
东条英机知道自己的末日快到了。经过思前想后的考虑,他准备自杀 ,并请医生确定了心脏的位置,用墨汁在胸膛上作了标记。当美国士兵逮捕他时,他开枪自杀。
东条英机的子弹没射中要害 ,很快被救活了 。1946年5月3日11时,东条英机 、板框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解到法庭上。
在近两年的审讯过程中,东条英机拒不认罪。他胡说日本发动对外战争是“自卫战争”;“九·一八 ”事变和“七·七”事变是由中国“不正当行为引起的”……在死前的遗书中 ,东条英机写道:
“想起刚开战时的情况,令人悲痛断肠!这次死刑,对个人是个安慰 ,但作为国际性的犯罪,我始终认为是无罪的,只不过是在强力面前的屈服 。”
东条英机至死也不认罪 ,真是冥顽不化。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审判日本首要战犯25人有罪。其中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 、木林兵太郎、松井石根、武滕章7人被判处绞刑 。
12月23日零点,东条英机及其他6名战犯被送上绞刑架 ,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可以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找到现代经济正义概念的萌芽,如:柏拉图关于建立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恒定不移的秩序的正义观;亚里士多德关于遵循财产占有和行使财产权利的适度与中道的正义观;伊壁鸠鲁关于扼守财产交往关系中的互利和约定的正义观等。这些古代的正义观念已经初步提出了经济正义的基本形式和实质内容,前者是秩序 、适中、履约和承诺 ,后者是权利、和谐 、互利和恰当 。当然,在古希腊时期,这一切都蛰伏在善的最高理念统摄之下。
近代资本主义撩开了传统伦理的善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以资本原始积累、金钱拜物教为表征的恶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靠劝善向善的个人德性修养全面节制恶已不可能,因此,作为制度伦理的社会体制第一美德——经济正义范畴凸现出来 ,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1)近代经济正义思想和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
(2)近代经济正义思想和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价值基础天然合拍,有可通约性。
(3)经济正义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产权制度的各个领域被多角度 、多方面地深入探讨 ,促进了这个制度的进步和日益完备。
(4)此时经济学已获得独立的发展,经济正义问题由单纯人文学者、伦理学家、哲学家的一般研究对象转化为经济学家介入的共同研究对象,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具有基础性 、渗透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伦理思想演变成经济伦理学。
(5)与此同时 ,出现了对私有制的正义性的怀疑和批判,出现了以实现公有制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正义理论,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经济正义观的思想来源 。
近代经济正义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有:
1.格劳秀斯:正义必须以人类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权利为基础。权利的道德意义就是正义。因此 ,经济上的正义就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有一定约束的有限私有财产权,是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之间不对称但却合理的关系 。
2.霍布斯、洛克、休谟等:经济正义就是维护和履行契约。契约是经济主体双向承认的形式,它表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 ,每个主体享有财产所有权,并承认和尊重他人享有和自己一样的权利。履行契约是正义的起点和源泉 。契约的权威高于王权或政府权威。经济正义依存于契约和契约所界定的权利。判定一个社会状况正义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守约 、履约还是违约 。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正义的要求是历史的。比如 ,在未来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黄金时代 ”,人人可以各取所需,无需界定各自的权责 ,那时正义因毫无用途而无需存在;而在过去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的“贫困状态”下,你争我夺,人人自危,正义则让位于人们自我保存的本能而难以实现。只有在有了一定财富又不充分的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中 ,正义才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这时,人的利己本性产生对有限财富的无限占有欲望,就需要正义通过居于契约之上的裁决力量来约束和规范这种占有私欲;同时因人的欲望与自身满足欲望的能力不对称 ,与有限财富不对称,就需要用“公共的功利”来平衡,这种平衡就是正义的实现。简而言之 ,“正义的根源说明了财产的起源 ”,正义的完善说明了财产权利的完整。契约同时产生正义和财产。正义产生于人获得财富与经济权利的需要,其直接表现是以契约为基本形式的稳定的经济关系 。
3.边沁、穆勒:经济正义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经济正义应归于自我和他人的权利 ,不应偏重制度性的东西、偏重契约 、偏重形式,而忽略其实质性的内容,忽略人的经济正义要求的倾向。当一种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功利时 ,它就是正义的 。正义只是促进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独立的标准,唯一的标准是功利。如果在不同制度中选择,只应选取带来较大功利的制度,而不必再另外抽象考虑它是否正义。这种功利论的制度评价方法比契约论实用 。它好就好在以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作为正义的第一要义 ,把“功利优先”作为统摄正义的第一原则,而把契约降为派生的次要原则之一。正义是直接从功利原则引伸出来的,正义原则服从于功利原则。在次要原则发生冲突的场合 ,正义与否要取决于第一原则 。比如,平等本来是一种正义观念,但是并不存在绝对的、普遍的平等。在经济事实中 ,平等是否正义,关键看是否符合功利原则,符合则正义 ,反之则不正义。
4.爱尔维修:经济正义是以合理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均等分配 。作为个人利益的组合,公共利益(公共幸福、公共福利)是正义的标准,其内涵是“人人均幸福”。而要达到幸福均等的唯一方法是财产的平均分配。所以 ,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首先保证公民私有财产的基本均等,由此带来每个人幸福均等,再由此保证私人的财产权 、人身自由和生命。在这种制度中 ,没有不幸的人 。财产均等既是社会效益,又是个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两个利益相互保证、和谐一致、兼顾二者即为正义,也即合理利己主义。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公众利益 ,或为了个人幸福损坏他人幸福,都是不正义的 。
5.莫尔 、欧文等:经济正义是彻底废止私有制度。“私有财产是贫困以及由此而在全世界造成的无数罪行和灾难的唯一原因。它在理论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而在实践上又同样不合乎理性 。 ”私有制也许可以采取一些表面符合正义的有限手段 ,比如规定每人私有田亩和现金的法定最高限额,严禁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利的交易等等,使无财产权的人减轻几分痛苦 ,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痛苦。问题在于,只要私有制度存在,其经济活动必以金钱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 ,这其中不可能找到一点正义的痕迹。除非人们认为,一切最好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还可以叫正义;或者凡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应有的都归少数人瓜分,还可以叫正当 。因此 ,“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
通过上述对经济正义思想的一般历史考察 ,可以粗略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正义问题不是从来就有的
它与私有制、私有权相伴而生,并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完善而日趋融入经济学和伦理学理论之中。从古罗马法、普通法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再到现代西方产权理论 ,基本上都同意这样的看法:财产权利本质上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以契约形式)相互认可的行为性权利,或由人们共同承认的第三方(政府 、法院)裁定的行为性权利 。这种权利确定了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约定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约定的成本。它所形成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就是确定人们使用稀缺资源时的相应权利地位的一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经济正义问题和财产权利问题已经连为一体。当人们谈论财产权利、契约的同时 ,已经不言自明地渗透了他们对正义的理解,而脱离了财产权利,正义就成为无谓的空谈 。
2.围绕经济正义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私有财产权利是否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回答呈现为两极。要么为私有财产权利作正义辩护,要么对私有财产权利进行正义批判。前者在历史上是主流观点 ,并且成为私有制得以确立的伦理武器 。后者的主张也贯穿整个近代,但基本停留在空想层面,没有对私有制本身造成实际的冲击 ,但也起到了两个作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现代史上公有制国家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养料;同时促使私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改进和完善。
3.经济正义问题的第二个焦点是均等财富或均等分配是否正义
这个问题在近代是从属于上一个问题的,但其重要性实际上不亚于上一个问题。没有分配正义问题,财产权的正义问题就没有意义 。而且分配问题具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因此 ,西方思想家在肯定私有制天然合理的前提下,把分配作为经济正义理论的主要问题。而主张公有制的思想家则认为,离开所有制问题 ,只在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分配正义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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